当然，死亡涉及到我们每个人，实际上有上千种死亡方式。一个人最终必定会死于某种因素，无论是年老、意外、战争还是疾病。这是生命存在的必然。

　　在所有文化中，死亡一直是神秘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死亡后发生的事情（除了肉体的腐烂和分解之外）仍然是纯粹的猜测。而且从心理上讲，这种猜测，无论是科学、哲学还是宗教的猜测，都具有一个主要目的：对死亡进行去神秘化，以努力调解或消除我们对此的存在焦虑。

　　在某些情况下，死亡焦虑是一种对死亡的病态恐惧。不仅害怕伴随死亡带来的身体和情感上的痛苦，而且还深深地担心死亡带来的虚无，预期的永恒黑暗、荒凉凄冷。它也可以包括对丧失的预期焦虑：丧失意识，失去亲人，失去生存体验，失去意义以及失去对我们在死亡期间和死亡之后的控制。

　　死亡不仅意味着肉体的丧失，也意味着自我、精神或灵魂的丧失。此外，死亡焦虑可能与荣格所谓的“个体化”和马斯洛所谓的“自我实现”的人类固有驱力有关，后者是朝向整体性、平衡性和成熟性的目的论倾向，因此，当人们感到自己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一目标时，这种焦虑感可能会加剧。亚隆指出，活得不够充实或不够满意的感觉会导致更大的死亡焦虑。

　　神经症性或精神病性死亡焦虑通常包括对死亡这些令人恐惧的各个方面的强迫性关注，并且通常源于对存在性死亡焦虑的长期否认。这种过度的死亡焦虑可能会使人衰弱，需要进行治疗来改善，存在主义心理疗法可以帮助建设性地解决，不仅是通过药物、行为、认知或其他方式抑制它，而是正面面对它。当存在性死亡焦虑被长期压抑、否认或回避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引起各种精神病性症状，例如惊恐发作、广场恐惧症、抑郁症、躁郁症、强迫症和精神病。在这种潜在的死亡焦虑得到公开承认和治疗之前，这些症状的治疗效果会受到影响。

　　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死亡是非存在或不存在的突出象征，因此，用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的话来说，死亡焦虑可以理解为“对虚无的恐惧”。今天，死亡被很多人理解为死胡同，而不是门口。对于西方人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些对世界有着更世俗、理性、科学的看法的人来说，死亡是迄今为止降临在我们人类身上最糟糕的命运，是需要英勇地去战斗和阻止的最令人恐惧、最邪恶的敌人。

　　我们认为，死亡完全消灭并终止了生命，人的存在和意识在死亡之时突然终止，随后是绝对永恒的虚无。生命、灵魂、精神、能量、意识等任何方面都无法幸免于身体和大脑的生物性破坏。科学在医学、精神病学或心理治疗方面所秉持的这种唯物主义、超理性的世界观，可以帮助专业人士与垂死的患者及其痛苦、以及他们自己对死亡的无意识焦虑保持距离。

　　社会集体竭尽全力地控制、压抑、美化、否认并抗击死亡，甚至不惜牺牲垂死患者的隐私、尊严和自主权，要永远消除死亡或者至少尽可能长时间的消除死亡。尤其是在美国，我们崇拜年轻并惧怕变老，这可以理解与死亡密切相关。但是，如果作为临床医生，我们希望对遭受死亡焦虑的人有真正的帮助，那么我们必须首先愿意容忍受死亡焦虑而不是逃避。

　　这种对死亡普遍的恐惧是原始的。人类在悠久的历史中一直在与死亡交战，我们一直试图以某种方式克服或战胜死亡。对于许多人来说，生命诞生时死亡本身的事实就是一种倾向于否定生命意义的现象，使人类所有存在看上去都是徒劳、毫无意义和荒谬的。

　　我们为什么要死？当我们的存在最终被死亡彻底终结时，它如何具有意义？知道生命将不可避免地以死亡和虚无告终，对我们如何利用生命有什么关系？如果注定要死，我们为什么还要出生？这种哲学上的虚无主义——基于不可避免的死亡事实，对生命可能的意义、目的或价值的信念的拒绝——在一般人群中比我们意识到的普遍得多，例如，所谓的严重抑郁症以及其他现象。

　　尽管虚无主义表面上承认死亡的存在性现实，但从根本上讲，它仍然是应对死亡的一种消极方式，并且可以作为对死亡焦虑的逆恐的防御机制。正如人类学家和哲学家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所主张的那样，否认死亡是一种集体性神经症，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其中。但是，如果是这样，该怎么治疗？我们如何处理和建设性地应对我们的集体死亡焦虑，尤其是当最近由致命的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触发死亡焦虑的时候？我们如何才能对这种深层的创伤性集体体验赋予一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