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对于西方文化，死亡被视为最终的邪恶。死亡代表了我们最大的敌人和克星，是不惜一切代价要回避和抵制的东西。每当人类因为自然灾害遭受痛苦和死亡时，我们就不得不凝视死亡的邪恶。目前，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看不见的新型冠状病毒最直接地代表着邪恶、痛苦和死亡，COVID-19就是我们现在的恶魔。

　　虽然我在过去写过关于邪恶的行为——即人类的破坏性，但现在我谈论的是自然界固有的暴力、残酷、破坏性和邪恶，生物性的自然灾害。新型冠状病毒极有可能是自然界的创造，尽管尚不清楚它是如何感染到人类身上的。我们可以说自然母亲是残酷的、恶意的、邪恶的吗？也许。但是一个更好的名词可能是无常或中立：自然似乎并不在乎她的某些作品如何影响或摧毁包括人类在内的其他作品。但是，问大自然“为什么”会这么做的问题，就像约伯在挑战耶和华时所遭受的困扰一样，收到了愤怒的回答：“你是什么人竟敢问我做了什么？”用宗教或灵性的态度来看，我们都是造物主的创造，当然也包括低等的冠状病毒、癌细胞、传染性细菌等。这些破坏性实体及其造成的包括死亡在内的邪恶，在整个存在的生态系统中是否是为一些重要且有意义的目的服务的？（有趣的是，在H.G.威尔斯的科幻小说《世界大战》中，这些天然存在的本土细菌最终杀死了入侵的外星物种，使人类免于被统治和灭绝。）

　　正如存在主义分析家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所主张的那样，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寻求意义的需要和意志。我们人类如何尝试去理解死亡以及流行病、地震、龙卷风、台风、火灾、饥荒、洪水等灾难性现象以及它们带来的痛苦？传统上，宗教信仰这样解释这些可怕的事件：上帝对人类的邪恶和罪行感到愤怒并进行惩罚。圣经中关于大洪水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或者这些事件标志着《新约》中预言的“末日”或存在性的启示。或者，它们就像《旧约》的约伯记中描写的那样，是撒旦或魔鬼及其奴仆的杰作。甚至今天，也有一些人将历史上的这些事件归因于高等的外星生物对人类的直接操纵。另一方面，西方科学的世界观试图将这种悲剧归咎于自然（而非超自然），因此将其量化为可测量的自然力：地质板块构造、重力、大气压力、闪电、雨水、风等等。这些观点的目的都是试图解释和合理化宇宙中的邪恶问题，尤其是死亡，以减轻或减少我们的死亡焦虑。现实情况是，这些所谓的“上帝的作为”就像死亡本身一样，是我们无法控制且无力阻止的事物，因此更深刻地引发焦虑。死亡是终极的丧失控制，尽管我们拼命试图控制它——与强迫症患者不同，他试图通过控制生活来不断地控制自己的焦虑。

　　显然，人们对死亡以及死亡之后的看法会严重影响自己的死亡焦虑程度。对于生活中无法忍受的痛苦，死亡（无论是自然原因，还是自杀或安乐死）可能被看作是摆脱似乎无法逃脱的生存地狱的可接受的方式。但是，如果一个人认为死亡不是痛苦的终结，而是出生、死亡和重生的反复无休止的循环（如印度教业力学说），那么死亡就不会那么有吸引力——几乎是相同的方式，犹太—基督教传统中令人毛骨悚然的地狱形象阻止了某些人因痛苦的煎熬而自杀，同时因为对死后下地狱的恐惧限制了不良行为。另一方面，那些被压迫的、落魄的、被剥夺权利的社会成员，觉得有希望在死后到达天堂，会感到十分安慰，他们觉得这个充满痛苦的世界还能忍受下去。同时，虔诚的基督徒确信自己会去永恒宁静的天堂，或者是好战的穆斯林恐怖分子或激进的圣战分子坚信死后天堂会给他安排一群好色的处女，这可能会使他们倾向于认为保持生命没有那么珍贵。这使他们比较不容易遭受死亡焦虑。

　　尽管死亡具有普遍性，但在其他文化和宗教中对死亡的阐述却有所不同，死亡不一定被视为邪恶，而是荣耀并被接受为生命必不可少的、自然和本质的部分。C.G.荣格（Jung）提出，死亡可以而且应该被认为是生命中有意义的目的地，应该拥抱而不是回避：
“就像飞向目标的子弹一样，生命以死亡告终。即使是攀登到了生命的顶峰，也只是达到该目标的步骤和方式……人的出生充满了意义，为什么死亡不是？……但是，死亡带来了什么？一个人可能说大多数宗教是为死亡做准备的复杂系统，以至于生命除了为死亡这一最终目标做准备外，没有其他意义。在基督教和佛教中，存在的意义在最终都得到了圆满。”

　　对于世界上相信轮回的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来说，肉体可能会灭亡，但灵魂或精神却不会灭亡，会一次又一次地找到一个新的肉身。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永远不会离开存在的轮回，而是永远存在，直到获得开悟。例如，佛教、苏非教派和印度教等东方宗教对死亡采取了更健康、更直接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鼓励年轻和健康的人对死亡的毁灭的必然性、无常和肉体的消亡进行日常的冥想和心理想象。这种清醒、持续的接纳死亡和存在性死亡焦虑的实践，谦卑、自觉和自愿地在脑海中浮现预期的每个生物失去生命、尸体分解的命运（死亡真实的物理层面的标志），悖论式地成为死亡焦虑的解药。狄更斯经典小说《圣诞节颂歌》中，埃本尼泽·史克鲁奇（Ebeneezer Scrooge）被迫观察自己的墓碑，是面对自己的死亡这一严峻现实可能带来潜在转变的另一个例子。

　　当我们所有人都在努力生存并应对这场可怕的COVID-19危机时，至关重要的是要运用我们所拥有的压力管理技能，或借此机会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充足的睡眠，日常体育锻炼，适当的营养等。进行长距离的徒步或骑自行车（在能够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并花时间有意识地欣赏我们周围的美景：春天有鸟鸣，温暖的微风，蔚蓝的天空，发芽的树木和盛开的花朵。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融入到自然之美中，让它支持并安慰你，滋养你的灵魂。与你的伴侣诚实和公开地沟通，表达感激和赞赏，让对方知道你有多在意他。和孩子一起玩。如果你有宗教信仰，可以做祈祷。欣赏电影，读书，写作，绘画，拍照，雕刻，听音乐，跳舞，唱歌，做饭，重新布置家具，做些园艺或从事任何其他创意活动。练习瑜伽。健身。与朋友和家人保持联系，以获得支持、连接和关心。对于内向的人，请充分利用并品味这段被迫的内向，它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对于性格外向的人，利用这次机会发展荣格所谓的“劣势功能”：学会沉思，保持正念，学习新的科目，倾听并尊重自己的深层感受，欣赏孤独、和平与宁静，关注你的梦看看你的灵魂或自我对你的处境要说些什么。

　　作为这场危机的直接结果，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远程心理治疗的新时代。如果你有需要，可以通过视频会议或电话与心理治疗师会面，讨论你的焦虑、恐惧、痛苦和忧虑，并在某些情况下面对你平时通过外向的生活方式逃避的内心的恶魔并达成和解。整理那些你一直梦想但可能在自己过去的生活中回避或遗忘了的事情，并考虑在有能力的情况下积极追求这些目标。不要沉湎于思索死亡。但是当你想到死亡，以及它在哲学、情感、心理和精神上对你的意义时，请不要回避。虽然考虑死亡及其存在的意义至关重要，但与此同时，我们绝不能允许对死亡的恐惧阻止我们继续生活，不能转变为对生活的恐惧。正视不存在和无生命的能力和意愿是个人和集体英雄主义的勇敢行为。最终承认、接纳和拥抱存在的现实。我们只是短暂地“被抛”进存在，如果幸运的话没有早夭，我们会开花，然后像美丽的花朵一样凋谢，生命是短暂的。但是无论发生什么事，除了死亡之外，我们都有责任尽可能全力地、真实地和创造性地生活在摇篮和坟墓之间，正如贝克尔总结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上贡献一些创造性的项目、新的概念化现实或存在的方式：“似乎我们每个人最多能做的事情是塑造某种东西——一个物体或我们自己——对生命力量来说，使其陷入混乱，奉献出来。”我们的独特贡献是什么？现在我们有了时间、精力和动力，这就是开始塑造的时机了。明天永远不能保证。正如这句老谚语所言：“永远不要把今天能做的事情推到明天。”就在此时此地开始。承认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或生活，然后在仍然有可能的时候开始努力实现它。我们未来的生活和被记住的方式取决于今天开始所做的选择，基于我们对当今困难的处境所采取的态度。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核心是存在危机的概念，它既是危险的通道，又是转变和成长的宝贵机会”（Diamond，2016年）。即使在这样的灾难性危机中也是如此。因为只有直率而勇敢地面对令人恐惧和毁灭性的死亡现实，我们才能学会充分热爱、欣赏和奉献生命，并按照自己的条件接受死亡。因此，死亡焦虑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根本上积极的体验，迫使我们面对自己的局限性和个人责任，以尽我们所能继续充满热情、爱心、创造性、勇气和意义感地生活在当下。自觉面对死亡焦虑可能是强大的创造力，促使我们更在场，做出艰难的决定，采取果断的行动，放弃长期的拖延习惯，并为对抗消亡而努力地（尽管最终是徒劳的）战斗。尽可能勇敢地与死亡进行英勇的斗争，但是，当我们的最后时刻来临，战斗不可避免地失败时，勇敢地选择投降并拥抱死亡。而且，我们能否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气，接受我们人类同胞悲剧性的丧失，他们在这场对抗死亡、毁灭和非存在的永恒的宇宙战争中到达了终点。归根结底，死亡焦虑是我们为对抗可能毁灭我们生命的威胁而生存下去的本能斗争的体验。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1952）在父亲濒死之际令人动容地写到：“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这可能是对死亡焦虑的最健康的反应：承认，接受并利用它以真诚、热情和欣赏的态度生活在当下。另一位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1624）如此强烈地提醒我们：“永远不要知道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