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世界各地，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深刻的存在危机。通常，存在危机“是某种威胁着我们的基本安全感、自尊心、身份或生存的主观或客观压力”。

　　正如精神科医生欧文·亚隆（Irv Yalom）说的那样，当存在的现实破坏了我们对自己特殊性的幻想时，就可能发生存在危机，这种特殊性幻想是一种神奇、幼稚且通常无意识的信念，相信我们对存在的悲剧性、痛苦，尤其是死亡有免疫力。

　　对于某些人来说，似乎感觉到所谓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正在跟踪并杀死我们每个人。我们那些不是与这种凶猛而狡猾的敌人在一线战斗的医护人员，或者还没有因此失去亲朋好友或被感染的人，可能永远无法亲眼目睹我们周围的死亡的严峻现实，就像我们的祖辈一样，在1918年大流行的毁灭性的“西班牙流感”（也称为“ La Grippe”），中世纪的布波格瘟疫或“黑死病”，以及许多其他历史上的灾难性疾病如结核病、天花和小儿麻痹症的暴发中看到许多人死于街头。

　　但是死亡的严峻现实每天都在电视新闻上不断地呈现，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很难从这场巨大的人类苦难上移开自己的视线，装作视而不见。通常，通过新闻、口耳相传或报纸上的讣告来了解到别人的死亡，这使我们能够在相对安全的距离内继续感知和了解死亡，将其视为总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不那么真实的悲剧性事件。但是，有时，像今天这种严峻的形势一样，它至少可以暂时打破关于我们自己对死亡的强大的防御机制，从而引发往常被压抑的死亡焦虑。因此，难怪自开始社交隔离以来，抗焦虑药的需求和处方就猛增了，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有些人每天使用酒精、大麻和其他药物来帮助应对这种可怕的情况和奇特的处境。

　　什么是死亡焦虑？知道我们会死就是死亡焦虑。死亡焦虑可以理解为我们在这个艰难的世界上为了生存、成长、繁衍持续作出的努力，直到最终结束。存在本身引起的持续的威胁、对生命固有的脆弱性的感知、终极的无常性、生命终将结束的本质，造成了死亡焦虑。自然地，所有生物——甚至包括新型冠状病毒——都试图尽可能延长寿命和充分生存，来挺过对持续存在的所有威胁。这似乎是一种对生命及永生的天然本能的倾向。而且，对于有致命危险和寄生性的冠状病毒，其生存是以我们的生命为代价的。

　　但是，除了人类之外，植物动物是否会体验到死亡焦虑？也许能，尤其是在临死之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人类却能够思考死亡、预见死亡，并因此而惧怕它。尽管科学告诉我们，死亡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未知。人类在内心深处对未知怀着巨大的原始恐惧。没有人真正知道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但是，大众对于超自然、鬼魂、恶魔以及声称能够通灵的人的迷信，表明我们天生需要否认死亡的确定性，并试图赋予它意义。确实，可以说这种普遍需要是我们认为宗教有吸引力的基础，而反过来宗教又可以看作是我们为了帮助人类面对、接受和理解死亡的残酷现实所作的集体努力。

　　从理智上讲，我们可能会承认自己的死亡，但内心深处我们仍然否认这一点。正如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在他的《死亡否认》一书中出色阐述的那样，死亡仍然是西方文化中的禁忌话题。他认为，我们在生活中所做的（或不去做的）几乎所有事情都是为了避免有意识地面对可怕的死亡现实。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15年）面对自己的死亡焦虑作斗争时所观察到的那样，“我们自己的死亡的确是难以想象的”，并得出结论：“从根本上说，没有人相信自己会死，或换句话说，在无意识中，每个人都相信自己会永生。”

　　对于许多像我这样年长的美国人，COVID-19在意识或无意识层面代表着可怕的死亡天使（Azrael）、灵魂的骷髅死神，悄悄地来临并敲响了我们的房门。由于这种令人窒息的死亡威胁使人感觉难以逃脱，猝死的风险升高。尽管我们采取了最佳的强制性卫生预防措施，并且无论我们多么谨慎和努力地避免，冠状病毒还是极易传染和致命，对于我们中的某些人而言，感染仍将发生，这是悲惨的事实，并可能导致死亡。因此，我们的生存至少要受到命运的偶然力量以及我们自己的努力的影响。

　　因此，对于我们中很大一部分人——不仅是病人、体弱的人或老人，还包括健壮的、年轻的人——这种目前无法治愈，有时甚至致命的疾病将是我们自己死亡的最终原因。这确实是一个令人震惊和恐惧的事实——至少等到最终开发出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或疫苗为止。缺乏对自身健康和命运的完全控制，受恶性病毒和偶然性的支配，这本身就使我们中的一些人深感焦虑。我们只能忍受这种对即将来临的死亡的过分敏感，而不能否认：死亡在这场危机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在即使有了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治疗方法和疫苗后仍将继续存在。我们可能尚未承认并接受它。盯着这个非常真实的前景自然会导致死亡焦虑，并且需要心理上、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像现在这样充分地、有目的地发挥功能、工作、创造、爱和生活，也不能阻止我们执行有意义的未来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