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心理学英国学派既有强力的领袖人物，同时人才辈出不乏争鸣，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今存在心理学全球格局中最激进、最有生命力的一极。该学派秉持激进的存在主义关系理论，恪守现象学方法，借助包括道家、佛家在内的东方智慧，对后起的诸多后现代哲学保持开放和敏感，逐渐形成了包括临床实践、理论建构、学术交流在内的良性循环，成为连缀大西洋两岸，乃至整合世界存在心理学资源的重要推动力量。而斯普莱利则无疑是英国学派的学术领袖，为英国学派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提供了他人难以企及的原创性和深度。

（一）界定存在心理治疗

　　斯普莱利为存在心理学做出的最重要贡献，莫过于他明确无疑地为存在心理治疗下了学术定义。因为对存在心理治疗的界定模糊早已不是一两天的事了。英国学派的米克 ·库伯曾详细分析过此中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因是：存在心理学家们普遍拒斥宏大的、本质性的定义。但斯普莱利提醒我们：每一个当代心理治疗取向皆有独属于自己的定义性原则，你要判定自己是不是在从事某个流派的心理治疗，就得依据这些原则。而存在心理治疗不应让自己的判定原则始终处于晦暗不明之态。

第一原则：关联性原则

　　在斯普莱利看来，界定存在心理治疗的第一原则乃是 “关联性 ”原则，该原则指 “我们对世界、他人、自己的反思、知识、觉察以及经验性的理解全都源出于一种不可还原的关联性 ”。这一原则直接借用了海德格尔的 “在世存在 ”的内在意涵，表达着人和世界相互交织、无可分割之意。在实际的生活经验中，我们根本体验不到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世界的客体之对立，这种 “对立 ”是一种后天的人为建构。比如说我现在打字根本体验不到手指和键盘的对立 ———除非刻意反思否则我不会对此有觉知。

　　如果人和世界并非主客对立，人不把世界 “客体化 ”，那么所有的人类体验和人生意义就皆来自于和世界的关联，而非主体孤立的参悟 ——— “你连世界都没有观过，哪来的世界观？”这句时髦语体现的就是个中道理：投入到和世界不可预知的关系中去，你才能获得关于自己和他人的真切感悟；闭门造车未必合辙。如果把第一原则放到心理治疗情境中来审视，就意味着治疗师和来访者需要维持一种马丁 ·布伯所倡的 “我—你”关系，通过持续地对话让来访者不断体验到自己的人生意义；而非维持物化的 “我—它”关系，即通过治疗师对来访者孤立的参悟和诊断，并使出干预技术 “修复 ”这个失调的 “它”（即被物化的来访者）。总之，理解和疗愈皆来自于动态的关系，治疗师就算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将来访者的情况分析或者 “概念化 ”上千遍，其实际效果或许也比不上一次不带任何预设的心与心交会。

第二原则：存在之不可确知原则

　　斯普莱利认为，有了殊为关键的第一原则，我们就很容易阐明存在治疗的第二原则，即 “存在之不可确知性原则 ”：如果真知和意义产生于变动不居的在世关系体验，那么人就没有办法完全预知或者控制自身或他人之存在，“不可避免，无可逃匿的乃是不可确知性，或者说我们一切反思皆会不圆满。”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萨特都认为，人总是先完全投入到和世界的关系中去，获得实际的生活体验，然后才会把世界、他人和自己对象化并获得相关的反思。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在世体验总是动态的；而带有反思色彩的世界观则总是相对静态和结构化的。静态的世界观和动态的在世体验之间永远都存有一道沟壑———前者作为一种结构化、相对固化的存在，永远都跟不上动态化、不断更新的后者，因而总达不到究竟圆满，此为存在不可确知性之深层根源。存在心理治疗的第二原则提示我们，无论是作为心理治疗师还是求助者，都不要对所谓 “一悟解千愁 ”的生命终极体悟抱有太大希望。与其去追寻 “顿悟成佛 ”的戏剧性，不如谛听佛祖最初关于 “苦”的教诲：人生无常不可预知是为 “有漏”，概因万事万物皆逃不过流变之苦。

第三原则：存在焦虑原则

　　我们在第二原则中即可窥见第三原则之肇因：人的世界观总无法究竟整全地把握其在世体验，然而只要人活着，其在世体验就会恒久更新持续不定。因此这种静（世界观）动（在世体验）之间的张力会给人带来持续的紧张感和不适体验。在存在心理学中，把这种不适称为 “存在焦虑 ”，它是生而为人无可规避的一种基本存在形式，而非一般心理学意义上的主观情绪。存在治疗的第三个定义性原则恰以此为基础，具体表述为：存在心理治疗师承认 “存在焦虑必然渗透于一切因关联而生的人类反思性体验之中。因此它不可规避，亦非病理，而是人类存在所获的一种基本 ‘赐予 ’”。我们在这里选用 “赐予 ”一词，实际上也就带出了存在治疗师对于存在焦虑所持的态度 ———虽然它会持续性地给人带来紧张和不适，但同时也是一切创造性和活力的来源。也就是说，正因为有了随残缺而生的焦虑体验，我们相对静态的世界观才会持久更新，力求愈加饱满地反映我们动态的生存现实；也正因为新的生命体验或可能性摆在面前，冲击着我们旧有的、裹挟着诸多安全感的世界观并引发焦虑，才逼着我们扩展和深化意识，整合新的人生体验，并实现生命潜能。

　　在斯普莱利看来，这三条判定原则足以在心理治疗界为存在治疗划出一条明晰的疆界。诚如弗洛伊德认为 “移情 ”和 “阻抗 ”概念为界定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一样，斯普莱利亦认为关联性、不可确知性以及存在焦虑三原则是存在心理治疗师从业的核心理论原则。我们认为，作为存在治疗师理应对此了然于胸，然而在与来访者实际接触时，我们首先应暂时搁置的就是这三者。因为知道却不执著于名相法则，悬置一切预设，才是斯普莱利心理治疗观之要义。

（二）具体心理治疗观

存在心理治疗师的态度：

　　对话的态度：在斯普莱利看来，存在治疗师在面对自己的来访者时应秉持真正意义上的 “对话态度 ”。持这种态度的治疗师不事先思忖要聚焦于哪个主题；不试图控制谈话的方向；不把来访者的某部分谈话内容划为 “表象 ”或 “闲扯 ”，而另一部分视为 “真实 ”或 “正题 ”。归根到底，每一次治疗性会谈都是一场搁置任何预设，当下即时发生的开放性对话。斯普莱利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 “对话 ”的初始含义，即我－你于当下让意义发生的一个自然过程。如果治疗师事先对主题或目标有设定，那么无论接下来访者谈什么，这场对话都会沦为治疗师的一次微妙操作。须知物理世界可以操作，而人的世界却不行。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秉承对话的治疗态度，就是用行动来捍卫人文科学不可为自然科学法则侵犯之独立性。

　　不知的态度：斯普莱利认为此态度为对话态度之自然延伸，它具有两层含义：

　　一、“不知 ”意味着 “不事先知 ”，即治疗师愿意在最大程度上对来访者的世界保持开放和敏感，而不是一边进入这个世界一边暗自筹划如何改变这个世界，以响应自己内心中的 “健康人格”等概念。临床经验告诉我们，尤其是在治疗早期，治疗师越想改变来访者的世界观，越会使自己和来访者本人丧失了解和接纳这个世界的机会。然而，越不理解自己的某种生活方式或习惯的存在意义，它就越难被改变。这是一个经典的存在悖论。

　　不知的第二层含义，指的是治疗师不知自己会在对话过程中受到怎样的触动或挑战，既然不知，就应该对这种触动和挑战保持最大程度的开放。斯普莱利认为，若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则对话的双方皆愿改变。一个愿意被触动和被挑战的人，方能成为另一个人敢于被触动和挑战的人格表率。总之，治疗师的态度反映出的是其具体的存在方式。而用自身的存在方式做治疗，是当代存在治疗最有辨识度的特征之一。

　　“在”的态度：斯普莱利把包括治疗态度、治疗关系在内的治疗性因素称为 “在”（ｂｅｉｎｇ）；把技术、操作为代表的治疗因素称为 “做”。他认为放眼今日心理治疗研究和培训，“ ‘做’在很大程度上已然被全盘技术化，以至于严重地扭曲了包括治疗关系在内的 ‘在’”。虽然有些学派对治疗师的 “在”，即 “陪伴 ”或者 “建关系 ”的重视程度有所提升，但业界主流仍把重心置于治疗师的技艺培养：绝大多数 “工作坊 ”，强调的皆是 “操作 ”、 “技术 ”。大量心理治疗师在进入某个流派的培训流程以后都是埋头苦 “做”，甚至把 “陪伴 ”“共情 ”这样生而为人本应具足的东西都当成了技术在耍。

　　在斯普莱利看来，“在”和 “做”本不应分开。就好像父母爱其儿女，而后自然会为儿女具体地付出。如若只是一味地 “调教 ”，说明父母可能更爱的是自己或自己未完成的那些生命可能性，这种打着爱的幌子的自恋迟早是会被孩子体验到的。治疗关系也是如此，一个一味使用技术却缺乏理解的治疗师，迟早会被来访者所觉察和摈弃。所以存在治疗师应该学会和来访者无为地 “呆在一起 ”，尽可能地理解和悦纳当下共处的体验，学会 “在”。斯普莱利认为，这种治疗态度可能是最不容易做到的 ———不被驱策着去做什么，实际上就是在对峙当下整个浮躁的技术化浪潮；然而秉承此态度，其本身就饱含着治疗意义，因为它能持续性地挑战绝大多数现代人 “不去做点什么就没有存在价值 ”的潜在信念。

治疗关系：
 
　　斯普莱利认为，治疗关系本身是心理治疗最重要的治愈因子，这不仅为大量接受过治疗的来访者所认同，在进入２１世纪后同样也为实证研究数据所证明。所以，存在治疗比其它任何一种的心理治疗取向都更看重关系，始终把此时此地的治疗关系放在无可争辩的首要位置。

　　斯普莱利认为，我们和来访者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有，根本不用刻意去 “建立 ”。治疗师实在无需刻意促成什么，只要 “停留在 ”当下和来访者共处的时空当中，也就是在场，要注意这是一种带有积极关注的在场，而不是身在心不在；悬置任何与建关系、做诊断有关的评价性思维，保持对对方世界观的全然接纳，哪怕它们再怎么混乱、无意义、不理性；接着，一些看似 “神奇 ”的事情将会发生 ———在充分暴露于被接纳的环境中后，来访者便逐渐有勇气在治疗的当下反观自己问题的意义（而非像之前那样一味嫌恶和拒斥自身问题）；再进一步，他们开始能够看到此时此地的 “微观 ”治疗关系和自己在 “宏观”世界中与他人他物之间关系的相似性。“当下”于是获得了治疗意义，久而久之这种对当下充满觉察的感觉，即体验的即时性也会被迁移至来访者的现实生活中去。

　　斯普莱利认为，治疗关系变化的过程就是治疗过程本身，人在关系中受伤也要在关系中治愈。和来访者保持直接的人和人之间的自发关系，而非沦为技术的囚徒，是治疗的重中之重。这种唯关系是从，且没有任何目标预设（如 “自我实现 ”“潜意识意识化 ”等）的存在治疗观，不可谓不激进。难怪有学者认为斯普莱利的存在治疗实际上就是为来访者所有的存在方式激进正名的一个过程。在这种关系中，来访者 “在当下存在”比他们 “本可以怎样存在”重要得多；理解来访者的生活比矫正他们的生活重要得多。

　　总之，斯普莱利所倡之存在治疗重理解，轻指导；重描述，轻解释；重关系，轻技术。又由于他极看重现象学方法在治疗过程中的使用，被称为 “存在－现象学心理治疗”。这种治疗方法试图理解来访者所有的存在方式，认为在充分理解其存在意义以前，没有任何一种人类存在形式应被视为病态（哪怕是暴力或情色）。这一原创、激进的非病理化治疗观不仅使斯普莱利成为英国学派无可争议的领袖，而且使他的学说超越国界获得了广泛认可，美国存在－现象学心理治疗协会的新近成立即为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