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在童年遭受虐待或者忽视，他可能会根据照顾者的需要塑造自我意识，以此来寻求情感上和心理上的安全。在长大成人后，这种方式可能会成为通常所说的“取悦他人”，即优先考虑他人的需求。然而，这一过程的后果更为广泛。

　　为了保持安全，孩子要成为照顾者需要他成为的样子，他必须对他人的需求、愿望、情绪和感受具有敏锐的感知力。看似成熟、有同理心或“智慧”的东西可能是孩子改变自己以确保他们的情感、心理和身体的生存。关系创伤不仅来自虐待，还来自于忽视、拒绝或情感缺失，影响可能是相似的。例如，为了保护自己不被遗弃或不被爱，孩子可以承担照顾者的角色，或塑造自己的个性以期“激活”他们情感上不在场的照顾者。

　　在正常情况下，有同理心或有教养，或认同父母的某些方面及他们对我们的愿望，可以增强我们的自我意识和认同感。然而，当涉及到扮演父母角色以保持安全感时，它们可能是创伤经历的表达，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迷失了自己。正如弗兰克尔指出的那样，“随着这些能力（同理心、协调等）的获得，受害者与自己情感生活的联系就消失了”。在成年后，这可能表现为与我们的内心生活的关系受限，对自己的需求和愿望感到脱节或不确定，或者陷入受虐关系。

　　与攻击者认同过程的核心是满足大人自恋需求。自恋的需求可能包括感觉自己强大、被需要、有用、充满活力、受欢迎或被爱。孩子成为父母需求的延伸，并且不再将自己视为个体，而是“作为照顾者的使用对象，而不是一个具有内在价值的人”。这会导致自主感、认同感和自我凝聚力减弱，这种感觉通常会持续到成年，并表现为无助、抑郁、对自我的怀疑，或者焦虑、恐惧或不稳定，因为我们依赖他人来感到踏实和内聚。

　　通过与攻击者认同的过程，创伤可能导致的不仅仅只有取悦他人这一后果。例如，我的一位来访者削弱了她自己的能动性和决策意识，因为她在童年时期就知道，她需要继续依赖父母，而父母对她早期试图独立做出了愤怒的反应。另一位来访者的父母无法容忍他的依赖，回避面对自己的恐惧和渴望，他变成了父母希望他成为的那种漠然、自给自足的人。

内化的攻击性和羞耻感
　　由于童年创伤，我们无意识地将攻击者内化，试图寻求安全和自我调节。通过将攻击者转变为潜意识的心理表征，我们使他们从外部现实中“消失”，以便我们能够控制压倒性的恐惧和无助。我们为此付出了代价，因为内在的攻击者会从内部惩罚、威胁或虐待我们，以便我们能够继续把外在的攻击者体验为有爱和安全的。

　　通过这种方式，内化的攻击者也能让孩子保持对大人的依恋，这是他们必须做的，因为他们的存在依赖于此。这需要孩子将内在攻击者的“好”和“坏”的部分分裂开，让孩子对爱的渴望得到满足，即使只是在幻想中，由一个可以变得有爱或理想化的大人来实现。

　　通过潜意识把大人分裂，孩子在潜意识里发展出一个存在于脑海的充满爱的、理想化的“他者”和一个承担了攻击者“坏”的部分的“自我”的关系。正如费伦茨所说，“由于对大人的焦虑和恐惧的认同，在儿童的心灵中产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大人内疚感的内摄（内化）”。

　　攻击者是否真的感到内疚是值得怀疑的。然而，重点是，通过与攻击者认同的过程，孩子会感到对任何伤害、失望或创伤经历负有责任。孩子承担了大人“坏”的部分，使孩子充满了深深的羞耻感、负罪感和无价值感，这种感觉往往会持续到成年。承认我们所依赖的大人的失败将使我们自己的生存面临难以承受的风险，因此我们的大脑会选择让自己承担责任并成为“坏人”。

　　结果，我们来自于照顾者的受伤、恐惧、悲伤和失望的感觉仍然与我们的体验和意识脱节。与攻击者认同的过程要求孩子剥离自己的体验，撤离自己的自我意识、需求、愿望和感受，以便成为攻击者需要他们成为的人。

　　羞耻、渴望、恐惧和愤怒的感觉必须隐藏在难以想象的领域，与意识分离，并导致强大的防御，以保持安全感和某种表面上的内聚。严厉的、惩罚性的自我批评，我们自己内在的攻击者，是我们为了生存和管理对我们所依赖的人的恐惧所必须做的事情的残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