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童年时期经历长期、持续的创伤时，我们的心理会想方设法让我们生存下去。如果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照顾者造成的这些创伤，比如虐待或者忽视，那我们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我们的生存依赖于对那些我们害怕或缺席的照顾者的依恋。

　　我们复杂性关系创伤的体验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深刻地嵌入到我们的心灵、身体、自我意识和我们与自己及他人的关系结构中。为了获得安全感，我们可能会变得非常善于（常常是无意识地）揣摩他人的心思，猜测他们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并顺从他们的愿望。我们可能会通过安抚、顺从或照顾来满足他人的需求，并通常忽略自己的需求和愿望。我们知道，通过优先考虑他人，我们就有机会保持安全和不受伤害，从而防止被拒绝、失望或暴力的可能性。

　　这种对复杂创伤的反应，其特征是一种旨在安抚或取悦他人以获得安全感的防御机制。匈牙利精神分析学家桑多尔·费伦茨于1932年在性虐待受害者的研究中提出了“与攻击者认同”这一概念。这个概念提供了一种更广泛的方式来理解当我们童年经历持续的关系创伤时我们的心理会发生什么。

　　除了严重的创伤经历（虐待或忽视）之外，童年持续的恐惧、长期的孤独、永久的失望或者冲击性的失调，即使不是创伤性的，也可能对我们的人格、身份认同和人际关系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什么是与攻击者认同？

　　一般来说这是指人们常常无意识地通过模仿来“认同”攻击者。例如，遭受言语虐待的儿童也会对他人进行言语辱骂，这是在模仿他从攻击者那里所遭受的对待，以试图体验一种安全感（其他防御机制如置换，也可能同时发挥作用）。通过这种方式，与攻击者认同可以理解为对行为或生存方式的一种模仿。

　　费伦齐还观察到，许多儿童期性虐待的受害者在与施虐者的关系中体验到无助和焦虑，以至于“自动化地服从施虐者的意志，预测他的每一个欲望并满足这些欲望，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将自己等同于施虐者”。正如精神分析学家杰·弗兰克尔所说，“他不再做自己，而是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对他的印象。”为了免受虐待，孩子需要了解攻击者对他们的期望，并通过“认同”攻击者的需要、期望、要求和愿望，成为攻击者需要他们成为的人。

　　这不是孩子有意识的过程、决定或选择。认同过程是无意识和自动的，每次和攻击者的互动都会得到强化，特别是没有其他成年人可以见证、保护或帮助孩子理解这种体验时，或者当虐待被否认、淡化或不被确认时。孩子会敏锐地感受到他人的情绪，预测他人的要求和期望，并根据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感知到攻击者对他们的要求来调整自己。

　　“认同”我们周围的成年人并不一定是坏事，事实上，这对于我们的人格和自我意识的发展非常重要。然而，精神分析师和创伤专家伊丽莎白·豪厄尔指出，对攻击者的创伤性认同是对事件的反应，这些事件无法被孩子吸收到叙事记忆中，而是保持非连接和分离的状态。

　　更广泛地，弗兰克尔指出，与攻击者认同这一过程可能会发生在其他并不是“创伤性”的情况下。他认为，当关系中存在明显的权力差异时，攻击、虐待、忽视、拒绝或遗弃的可能性总是存在。在成年后，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可能会无意识地激活我们在童年期形成的关系模式。

　　需要强调的是，费伦齐认为，除了“攻击性”的存在，让孩子感到难以忍受的是“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感到孤独和被遗弃”。遗弃可以有多种形式，包括对孩子受到的虐待轻描淡写、否认孩子的现实，或者父母串通以维护施虐者的“良好声誉”。弗兰克尔表示，对孩子创伤体验缺乏认识、抱持和容纳，其本身就是毁灭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