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A.J.布朗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诺里斯敦,以制作文具为生。从各方面来看,他都是一个普通人,他有一套简陋的公寓,与邻居关系良好。
1887年3月14日,他醒来后忘记了自己是谁。
那天第一个接触到他的人是他的房东,布朗在门口向他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我是谁?”
当地的医生被请来给他检查。最初的诊断是失忆症:布朗不知何故失去了记忆,不记得自己是谁,也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到达这里的。
但布朗并没有失去记忆。这个布朗根本不是布朗。
医生们得知,他们治疗的那个人实际上名叫“安塞尔·伯恩”。他在诺里斯敦才住了两个月。在此之前,这位61岁的老人一直住在罗德岛的考文垂,做过木工和牧师。
伯恩不记得两个月前的事,也不知道A.J.布朗是谁。据报道,他以前甚至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
同一性心理学
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点呢?150多年后,安塞尔·伯恩成为了小说和电影《杰森·伯恩》的灵感来源。但与仅仅失去记忆的杰森不同的是,安塞尔完全失去了他原来的身份,然后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安塞尔·伯恩(Ansel Bourne)是“分离性漫游”的首批患者之一,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病症,此后只有少数病例被记录在案。
它的表现是“分离型人格障碍”的一种短期版本,在这种情况下,“自我”分裂成几个截然不同的个体,彼此之间不认识也不了解。这些案例也随着电影在大众媒体中流行起来,如《西比尔》(1976)、《我、我自己和艾琳》(2000)和《身份》(2003)。这两种情况都非常罕见,人们对它们的了解还很有限。
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一个人会倾向于分离,也不清楚是什么引发了分离性漫游状态。然而,如果你认为这些体验是完全陌生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我们深入探究,我们可以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看到安塞尔·伯恩的影子。
可塑身份心理学
通过观察我们在不同环境中的感受,我们可以注意到这种日常的分离。从一种环境到另一种环境,我们常常能感觉到有不同的自我的存在,每个自我都有自己略微不同的个性、偏好和行为。
例如,当我们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比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甚至和同事在一起的时候表现得非常不同。我们在学校时的感觉和回到家和家人在一起时的感觉很不一样。我们此刻的身份取决于我们在哪里,和谁在一起。
大脑的学习系统是非常依赖环境的,这一事实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环境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你更有可能在同样的环境中记起它。所以,当我们再次进入一个熟悉的情境——比如回到我们童年的家过感恩节——所有与那个地方有关的记忆都会突然浮现。
记忆在这里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每天早上醒来,都是一个稍微不同的个体,然而记忆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它是维持我们作为一个单一、一致的人的粘合剂。正如记忆专家、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神经生物学教授詹姆斯•麦高所描述的那样:“记忆是我们最重要的能力。没有记忆,就没有人类。”
记忆、背景和“身份”的交织,使“连贯的自我”的概念复杂化。如果我们从一个情境到里另一个情境时感觉到自己不一样,而记忆——把自我联系在一起的粘合剂——也是情境依赖性的,那么“自我”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模糊得多。
当我们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时,情况就更加混乱了。如果自我存在于某个地方,那么它应该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中,但是大脑中存在一个单一的、统一的“自我”却缺乏证据。神经科学表明,自我并非位于大脑内部,而是大脑创造的一种表征。
精神病学家和作家拉尔夫·刘易斯博士解释说,“自我不是一个统一的东西。相反,大脑实际上是一个由独立模块共同工作的联盟。引发我们选择和行动的极其复杂的无意识神经元决定因素是我们不知道的。大脑方便地构建了一个统一的‘自我’的简化叙述,而‘自我’是我们所有思想和行为的独立主体。”
换句话说,“自我”是一种观念,这是大脑创造的一种心智结构,用来帮助我们驾驭世界。就像所有的结构一样,自我是高度可塑的,原因还不完全清楚,只是在分离性漫游中更容易发生。
最后谈谈同一性心理学
虽然安塞尔·伯恩是第一批被记录在案的分离性漫游症患者之一,但他绝不是唯一的一个。来自华盛顿奥林匹亚的杰夫·英格拉姆“来到”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汉娜厄普大学有几个记录在案的分离性漫游症病例,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维尔京群岛失踪。华盛顿州的乔迪·罗伯茨于1985年失踪,10多年后人们发现她以“简·迪·威廉姆斯”的名字在阿拉斯加过着平静的生活。
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用完全惊奇的眼光看待伯恩这样的案例,以及其他类似的案例。你可能以前丢过钥匙。你可能以前失去过记忆。但是失去自我?自我确实是我们生活中唯一不变的常数。
但当我们进一步观察时,我们会发现,这些例子虽然是反常的,但与我们自己的经历并没有绝对的不同。自我可能感觉是真实的。但归根结底,它是大脑的构建——一种随着时间和地点拼凑而成的表征,比我们能意识到的要脆弱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A.J.布朗似乎不像一个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