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是我的来访者，他很年轻，身材瘦削，眉毛浓密，初次访谈时他说需要有人帮他理清思路，他说自己已经抑郁了很多年，虽然换了好几个治疗师，但没有任何改善。当我问起他上一个咨询师时，亨利说她只想和他谈他的父母。“那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他说，“我不需要谈论这些。”

　　但谈论未来也没有多大帮助。与亨利的会谈常常会变成关于文化战争、气候变化或他认为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的艰苦讨论。政治中的重大事件、人工智能的发展或中东战争等新闻只会给亨利的悲观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对亨利来说，最坏的结果通常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他的悲观既是对世界的，也是对个人的：对亨利来说，不仅地球注定要毁灭，而且他自己的生活也是绝望和无益的。他说，他的行业正在经历彻底且永久性的萎缩。很快，他不仅会失去工作，而且在这个行业也不会再找到工作——最终，这个行业也会消失。

　　我努力从他呈现的材料中识别核心主题，并利用这些主题找出困扰他的自动化思维。我帮助他识别他想象的最坏情况，运用缜密的逻辑来反驳他的一些信念，与他详细讨论，例如，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来减缓气候变化。但无论我提出哪些事实，亨利都会拿其他事例来反驳我的观点。当我挑战他成功时——他对我的言论没有回应——他就会简单地将话题转移到另一个能让他继续情绪低落的话题上。即使是他生活中的积极事件，例如网上约会偶尔的成功，也没有给他留下持久的印象：亨利只是将它解释为终将熄灭的闪光——闪光终将消失，这既是他抑郁的结果，也是他抑郁深层的原因。

　　几个月来什么都没有改变。亨利在对自己日常生活的温和甚至平淡的描述和强烈的黑暗与悲观之间摇摆不定，他感到越来越愤怒，仿佛他不仅怨恨自己无法摆脱这些信念，而且也怨恨我无法把它们赶走。聆听亨利不间断的消极情绪，或者吸收他对我说话方式中隐含的责备，并不容易。

　　变化几乎是意外发生的。在一次和以前相似的谈话中，亨利几乎要将他的不幸直接归咎于我，他对他的家人也进行了类似的指责。“我爸爸也不听，”他说。这句话的语气比他平常说的更加哀怨和有个人情感，所以我要求他提供更多细节。亨利说，他根本无法与他的父亲——他一直最亲近的家庭成员——谈论他的悲伤。“别再想这个了，”亨利告诉我，他的父亲会这么说，“你不需要治疗。你就振作起来吧。”

　　这使情况大不相同，因为它让我以新的眼光看待我们之间许多不愉快的会谈。尽管几周来我一直在努力为他提供一个具体的新视角，但实际上我只是在与他争论而不是共情他。一次又一次，我没能抓住机会以他的方式看待事情。如果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兄弟，还有他最亲密的朋友——都没能听到他的声音，也许我可以做得更好一点。也许我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反驳他的期望：不是直接挑战他的事实，而是向他表明，如果他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感受，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把他推开。

　　我们下次见面时，亨利还是以平常的方式开始。他工作中的分歧似乎威胁到了他工作的稳定性，在他看来，这意味着解雇、失业和职业生涯的终结即将到来。但我没有对他表示怀疑，也没有提醒他过去也经历过类似的问题，但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我只是对他经受这样的体验感觉遗憾。他听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好象在等我换回熟悉的套路。与之相反，我在等待。亨利继续谈论他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尽管这次更加犹豫，我尽力理解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以及当时的感受。当他说完后，我再次告诉他我感觉很抱歉——这一次，很抱歉我无法解决他的问题。

　　“这真的很糟糕，”我说。

　　他反问道：“你就只能说这些吗？”

　　我告诉他，我听他谈论那些困扰他的事情时感觉是什么样——他很痛苦，他似乎总是被问题包围，他很难找到快乐，甚至找到内心的平静。“这听起来很糟糕，”我说。“我知道我无法阻止你有这种感觉，但我确实在听你说。”

　　在我对他说过所有的话中，这一句似乎对他触动最深——我后来才意识到当时他的沉默只是因为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以前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他没有任何参照物来告诉他，尽管他不快乐，但他是有价值的，而且他的观点是真实和合理的。如果没有重要人物——比如他的父亲或他最亲密的朋友——尝试听他说出来，他就无法继续谈论自己的抑郁症。也许他对此也已经不抱希望。因此，我无意中发现了一种聆听他的新方式，并向他展示了一种看待自己的新方式。

　　从那时起，他的治疗就不同了。内容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他对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和气候危机仍有很多话要说——但语气不同。我不再试图挑战他的观点，也不必做好辩论的准备。例如，当他谈论工作的问题时，他会在几分钟后停下来向我询问。“这你不觉得无聊吗？”他会说。他似乎在问：“尽管我对很多事情感觉不好，但我还好吗？”我是想让他知道，即使他感觉不好，他也是OK的，他的观点可以理解。但我只是跟他说“不，你说这些并不会让我感到无聊——而且我乐于听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