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离婚的时候就开始接受心理治疗，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多年来，我接受个体治疗和团体治疗，参加研讨会和培训，阅读了数百本关于创伤、成瘾和疗愈的书籍。我对我的创伤了如指掌，然而，我常常与自己的情绪脱节。我大部分的改变仍然停留在理智层面。

　　我知道自己有对被遗弃和被拒绝的恐惧，需要解决成瘾和缺乏自信，以及曾经保护我免受他人嘲讽的尖酸刻薄。最终，我接受了自己“创伤化”的现实，觉得我的成长已经足够好了。

　　当我开始尝试动用我的“右脑”时，事情开始发生了变化。我体验诗歌、摄影、绘画甚至童年的歌曲来触及内心情感。有时我会莫名地落泪。我开始领悟到艺术治疗的真相：我们有时需要让那个习惯于理性和解释的自我部分休息一下，暂停条件反射式的谈话。

　　单凭言语不足以实现这一过程，疗愈需要象征和隐喻的创造性表达。——科恩、巴恩斯和兰金

　　当我把语言转化为图像时，我不那么急于对过去做解释了。我的渴望、创伤和恐惧开始通过画面倾泻到纸上。哈梅尔说：“以图像形式存储在右脑中的的创伤记忆，可以通过绘画来触及和表达。”

　　我还接触了沙盘疗法，我使用各种人物和物体模型来创造场景，而不是仅仅通过语言来解释我的担忧。它帮助我放慢了我的逻辑思维，体验了我之前只能通过语言来描述的事情。

　　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处理方式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有意义。自下而上的方法有意把注意力引向身体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感觉、意象、情绪、冲动、姿势以及其他可能存在于意识之外的体验。

　　内部家庭系统疗法改变了我对自己的理解，我不再把自己的应激反应、愤怒、上瘾和强迫看作“坏的”，而是看作为了保护自己而发展出来的自我的一部分。

　　我开始尝试用这种方法来克服我多年来的咬指甲的习惯。我不再对这种行为感到羞愧，而是对其积极意图产生好奇。当我向内倾听时，浮现出小时候父母外出工作而我和弟弟在家感到害怕的记忆。那个时候咬指甲的部分接管了我，帮助我感到安全。

　　我震惊了。我曾经详尽地谈论过成长过程中的恐惧，我觉得我已经走出来了，认为它们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因为我对此没有情绪。我并不知道，我只是与恐惧断开了联系。

　　正如摩根所说，“当注意力处于外部、任务导向模式时，或者没有给它留出足够的时间，身体信号通常会被忽略。”

　　这让我意识到，仅仅谈论过去往往是不够的。我们可能知道自己的过往，但未必完全体验到它们或整合起来。当一个人讲述他的故事时，可以让他慢下来，问：“当你谈论这件事时，你注意到内在和身体上发生了什么吗？”

　　答案可能是一种身体感觉、意象、声音、记忆、符号、情绪或词语。通过放慢速度，这个人可以接触到之前意识之外的体验。

　　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回忆痛苦的经历。这些方法可以在当下创造一种新的体验——一种矫正性的情感体验，为人们提供他们需要但未曾得到的东西。

　　正如范德考克所说：“创伤记忆主要并非以故事的形式存在——即有开始、中间和结尾的叙事，而是以孤立的感官印记被记住。”

　　最初我认为心理治疗可以“治愈”我的焦虑和成瘾。我想要摆脱被拒绝、不完美和强迫行为。但我逐渐明白，我真正寻求的是整合。我仍然在不断进步，但我已经体验到一种疗愈——不仅在理智层面，更是从身体由内而外的改变。

　　经过这么多年，我的头脑和情感终于开始连接。我意识到，在治疗中，疗愈并不是因为说得更多，而是放慢脚步，在倾诉的过程中，注意到内在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