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的女儿11岁时，我30多了，我学到了一些东西，过程很艰难，但这些已被证明对我的生活还有我的工作都很有用。

　　它是这样的。我的女儿在青春期，已经长得比我高。在过去一年里她长高了5英寸。有一天，当我们一起去购物，在商场门口分开时，我不经意间一瞥看到她，才猛然意识到，她长高的这么快。

　　在那之前，我作为母亲一直很轻松。然后，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我发现自己有时对已经不是那么小的女儿有着疯狂的担心。焦虑的场合有一个共同的元素：她离开去做一天或一晚的旅行。起初没事，但随着她要回来的时间越来越近，我开始有强迫性的想法觉得有可怕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在她身上。这不理性的想法让我遭受可怕的恐慌。然后，只要她平安返回家中，这悲惨的神经症就烟消云散了。直到下一次。

　　这是我女儿在绿色田野的最后一个暑假，这是我们附近一个日间露营地，在过去六年她都会参加。在今年夏天早些时候，她不再在下午回家，而是每天和其他高年级营员留在那里做篝火晚餐。大约在下午4点钟，我开始担心。重要时刻。我必须约束自己不开车去营地，以确认没有狮子、老虎和熊，或者更糟的东西入侵波士顿郊区。我心里感觉难受与担心。然后，等我女儿到家的那一刻，我又回到正常生活，所有的担心都没了。

　　今年夏天的结束标志着我女儿不再参加日间营地。她和其他高年级营员都“毕业”了，最后一天有些特别活动，当晚在营地过夜，家长们被邀请观看演出。当然，我也去了。

　　在剧场台下，我看到营地新营员进来，5，6岁的孩子，在我心里，我看到我的女儿小时候的样子，五岁，六岁，七岁......一直到演出开始，她在舞台上，十一岁，身材高大，正成长为一个女人。演出结束，我祝贺女儿和其他的孩子，和女儿吻别。当然，她在那过夜。

　　回到我的车上，我发现自己非常难过。不再有绿色田野的营地了。不再有那时的小女孩了。我抽泣着，胸部起伏，我从来没哭得这么伤心。

　　最后我带着安静的伤感离开。还有一种奇怪的平静的感觉。尽管如此，当我开车回家，我开始准备对抗即将来临的非理性的焦虑。

　　但恐慌却没有出现。

　　事实上，这恐慌再也没有来过。我学到了潜意识是如此的天才。它用神经症的痛苦来转移活着的痛苦。

　　在我女儿从童年过渡到青春期时，我非理性地担心一些可怕的事情发生，我创造了一个在所有可能性里注定有一个圆满结局的一种情况。一次又一次，她安全地回家对我来说，所有的痛苦都消失了。这种结构是一种有效的焦点转移，一天一天，我的女儿长大了，变得越来越独立，离我自然越来越远。虽然我支持她独立，但我拒绝去感受她童年结束带给我的深深的悲伤。在营地的情况，当我终于屈服于这种悲伤并难过哭泣，我就不再需要神经症的担心了。

　　心理治疗的过程可被描述为用神经症的痛苦来交换存在主义的痛苦。关键的问题是，随着对活着的悲伤的承认，感受，理解，遵循悲痛的自然路径，逐渐消退，释放生命继续前进的能量。神经症的痛苦，在另一方面，消耗了生命的能量。活着是需要勇气的。

　　我忽然想起了我爸爸过去说过的：“一个懦夫有一千次死，一个勇敢的人只有一次。”心理咨询的工作是陪伴来访者找到活着真正的痛苦，并尽我们所能来帮助他们去承认和承受它，最终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