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障碍曾被认为是恶魔附体而受到指责。在宗教裁判所统治的日子，治疗通常意味着用酷刑赶走恶魔，即使这样杀死了病人。

　　到了19世纪，精神病学家认为，心理疾病是由于身体上的疾病，尤其是大脑的故障。Benjamin Rush，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之一，是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学家。作为那个时代的人，Rush博士认为所有疾病为是由于“血过量”。他发明了一个旋转的椅子，从大脑中抽血。他的病人经常昏过去。

　　从19世纪过渡到20世纪，谈话疗法成为治疗精神疾病的标准技术。谈话治疗不是弗洛伊德发明的，但他确实做出很大的贡献。20世纪，心理障碍被视为心灵的疾病，而不是身体。

　　关于心理障碍是身体的或精神的让人回想起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观点的争论。在他的时代，人们普遍理解是大脑控制身体的动作，虽然细节是模糊的。笛卡尔认为大脑是一个泵，输送液体到神经来使肌肉运动。

　　但是，笛卡尔不认为液压神经系统能产生有意识的思考，所以他决定，精神一定要和大脑分开。在他的哲学里，大脑是身体的，但精神是灵性的。这种脑—心关系的观点被称为笛卡尔的二元论。如果你相信在身体死亡后有一个不灭的灵魂，会维持你的意识和记忆，那么你就是笛卡尔二元论者。

　　到了20世纪末，神经科学已经对大脑有足够的了解，错误的大脑功能确实在心理疾病中起作用。理论比过去精神病学家的更细致，代替了血液过量的理论，现在的理论认为患者因为神经递质失衡而遭受痛苦。我们已经开发了很多药物。

　　你认为疾病根源的观念决定了你如何对待这种疾病。这也影响了你对待患者作为人类的方式。围绕着心理障碍一直有耻辱感。但是，澳大利亚心理学家Nick Haslam和Erlend Kvaale指出，那耻辱感的本质取决于心理疾病的现有理论。

　　Haslam和Kvaale注意到，是三个问题塑造了精神障碍的耻辱感。第一个问题是患者是否被视为对病症负责。宗教裁判所指责病人因罪恶的方式而导致魔鬼附身。但19世纪的精神病学家辩称，病人在精神障碍方面不会比身体疾病要负更多责任。

　　然而，在20世纪，随着二元论观点，即心理障碍是精神的而不是身体的，有强烈的倾向责怪病人。例如，Rogerian心理治疗，它要由病人弄清楚什么是错的，和要对此做什么。治疗师只是同情地听着。结束后收七十五块钱，在送病人出门时安排下周三的预约。

　　耻辱感这方面已经在21世纪发生了巨大变化。心理障碍不是你的问题，而是你的大脑的问题。这不是你的错，你有化学物质失衡。因为有较少的耻辱感，至少在个人责任方面，更多的人愿意寻求治疗他们的心理疾病。这是个好消息。

　　然而，在某些方面，围绕精神疾病的耻辱感一直维持原样甚至变得更糟。Haslam和Kvaale的第二个问题是病人是否被视为危险的或不可预测的。这方面的耻辱感一直笼罩着精神疾病患者，他们是否魔鬼附身，血过量，有障碍的思维，或化学物质失衡。其结果是，即使在今天精神疾病患者一直受到社会的回避。

　　第三个问题是，是否认为精神疾病是可以治愈的。宗教裁判所的治愈，通常是把病人杀死。19世纪的精神病学家的治愈，只是有时杀死病人。谈话疗法的治愈几乎从来没有把病人杀死。这就是进步。

　　但在21世纪，态度有所转变。这是因为我们认为大脑的化学不平衡具有生物或遗传基础。

　　如今，很多人认为心理障碍是需要终身服药的慢性疾病。正如我们可以认为糖尿病是胰岛素缺乏可以用注射来进行处理，所以我们可以把抑郁症看作是缺乏血清素，这样我们就能用药物治疗。至少，这是大型制药公司推动的，公众，患者，甚至从业者从那里购买到这些药物。

　　然而，如Haslam和Kvaale指出，心理疾病是由于遗传和环境因素的组合。你的基因可能会使你有某个心理障碍的倾向，但你的环境对此有很大的影响，好的或坏的。尤其是当它涉及到像抑郁症这样的常见疾病，生活习惯的改变——饮食、运动、社会支持，在帮助人恢复方面可以有很大作用。

　　当然，我们不应该因为精神疾病责怪病人，但我们也不应该视其为不幸的受害者。通常情况下，心理障碍患者可以在他们自己的恢复过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特别有朋友和家人的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