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读过一段著名的离婚研究者写的东西，布莱克斯利和沃勒斯坦推测，对于有些孩子来说，如果父母之一死掉要远远好于他们离婚，因为至少这样有一个开始，中间和结尾。

　　布莱克斯利和沃勒斯坦接着说，离婚对儿童的长期关系的影响有时会比人们想象的更具破坏性。最近当我的父亲照例一季度一次从洛杉矶来纽约时，我想起了这一点。30多年前我的父母离婚，父亲穿梭于我和姐姐之间来看我们，见面时间紧张而短暂，我和姐姐继续竞争他的关注，尽管现在我和姐姐都已经进入成年，有了我们自己的孩子，但想起来仍然是令人痛心的，而我们现在仍然因此遭受经济方面的痛苦。

　　现在我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宣布他们也在离婚，我就象纸牌做的房子一样崩溃了。我从未感到如此的疼，就象暴风不停猛烈地抽击最根本的安全感。即使我也做心理治疗，疼痛也一直在持续。

　　我一直在做治疗（大多都是同一个治疗师）。我的第一个治疗师是一个古怪又有智慧的土耳其医生，他肯定领悟到生活的一些事情。他引用阿塔图尔克和鲁米的话，引领我清晰我的被抛弃的问题。我的第二个治疗师一直是一个温和稳定的力量，稳定地抱持着我从一个尝试到另一个。我有许多的丧失：一是离婚，再是不孕，然后是我的母亲因癌症去世，然后在经济衰退时失去了我的房子，最近因为暴力的悲剧失去了一个亲密的家庭成员。每次丧失都击碎了我的安全感。但每次的重组都比上次更强大。

　　我首先在家里学习英语，随后又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虽然最终未能如愿。接着做社工，企业员工援助和家庭/团体治疗，最终使我致力于帮助他人生存和成长的事业。

　　过去七年来，我一直在练习克里帕鲁式瑜伽，开始时因为坐骨神经痛，我不能放松。最后这变成了另一个相当惊人的旅程。它一次又一次让我看到内心平静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倾听者，不仅是对我的来访者，也包括对我自己。我丈夫是一个犹太佛教社会工作者/律师，和我一起22年。离婚时我们分割了他的财产。是好也是坏。

　　奇妙的是，我对这个话题的热情已经取得了许多专业方面的回报。

　　在我地区的几位律师给我介绍新的离婚个案。他们希望客户必须整个家庭进入咨询。然后我做伤害控制，提醒孩子们他们的“权利法案”，鼓励父母安抚他们的孩子，简单解释和澄清，并把冲突限制在最低程度。

　　更多的时候，我的工作是减少混乱。

　　你可能不相信这些孩子们的头脑里在想什么！对于年幼的孩子，他们想的很具体：
在妈妈的家里我的房间还是粉红色的吗？
我可以有两个毛绒玩具吗——每个家一个？
如果我的父母分开，我以后能重新见到爸爸吗？
我的爷爷奶奶仍然是我的爷爷奶奶吗？

　　对于青少年和年轻的成年人会想的更为深刻，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另外是某种潜在厄运的感觉可以称之为心境恶劣。当我给自己这个标签后，对于我自己，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开始寻求帮助，其中包括抗抑郁药。临床定义是一个“轻度抑郁症”。

　　解开孩子疯狂的想法要走一段很长的路，来缓解沉重的焦虑和恐惧。

　　我花了整个成年阶段学习到的是，没有答案。没有真相。没有持久的稳定。你只有对现实的打击保持开放，拥抱变化，要知道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我的过去经历给我真正的治疗。这是流沙，过山车，跌宕起伏，深深的痛苦和悲伤，甚至是无奈的困惑，帮助你保持灵活，不那么焦虑，有心理准备，身体更有弹性。这是一个真正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