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来做咨询已经有三年了，最近他刚得知他22岁的弟弟癌症复发了。在他弟弟从癌症中活下来后，看起来好像不会再复发了，然而，我们还是得到了这样的消息。在咨询中收到新的信息，就像每周更新一章，有关等待、诊断、见证死亡、告别，还有一章是在他弟弟死后我们一起的工作。

　　在咨询中，我们广泛地强调给来访者一个抱持性空间的重要性。心理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将抱持性环境描述为一种温暖的存在，能促进信任和安全。他坚持认为，温柔地照顾来访者的能力，就像慈母养育孩子一样，有助于培养心理健康和治疗的基础。

　　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我们培养了一个私密和舒适的物理空间，一种关怀和接纳的关系，以及一种情感容纳的体验。我们甚至可以在一个特殊的场合给来访者一个简短的拥抱。但是，我还没有听说过咨询师主动想要、甚至真的拥抱来访者。在治疗关系中，有这样的空间吗？

　　在他失去弟弟的那次咨询中，我发现自己盯着沙发上他旁边的位置，注意到我想坐在他旁边。想要离开自己安全的椅子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治疗师的椅子本身对治疗师来说是一个安全的空间。坐在椅子上，我们是高高在上、舒适、泰然自若的智慧的象征——甚至是强大的。

　　坐在椅子里的时候，我想象着自己被那把超大的扶手椅包围着：双腿交叉，目光专注，头发披散在肩膀上，头略微右倾，准备随时温和地点点头。我的水杯放在身边的小台子上，这是我自己的安全区域。我和来访者之间的咖啡桌，以及它上面的物品，形成了一个边界，使我们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当想要坐在他旁边的感觉再次升起来时，我绞尽脑汁。在一个临床直觉的瞬间，我和我的来访者分享了我的反移情。

　　“过去的几个星期，我发现自己很想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位置。”我指着他沙发左边灰色绒布的地方。“你觉得怎么样？”

　　他点头表示同意，脑袋低下去靠着放在膝盖上的双手。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跨过咖啡桌，朝沙发上的空位走去。有那么一瞬间，坐在不同的座位上感觉很奇怪——就好像我在侵占不完全属于我的领地。在沙发上，是来访者负责。我只是个访客。

　　我们挨着坐在一起，我敏锐地意识到，在那一刻，“存在”比“行动”更重要。

　　“想拥抱一下吗？”我说。

　　他再次点了点头，眼泪从他指缝里淌了出来。当我逐渐靠近他的身边时，他胎儿般的姿态收紧了。我搂着他，轻轻地抱紧了一下。我们一起呼吸，慢慢地摇晃着。眼泪顺着他的脸滴下来，落在纸巾盒前面，他没有拿纸巾。他觉得没有必要抹去自己的痛苦，这是多么强大的力量！

　　他明显比我大，我想了一下，在外人看来，我们可能是多么可笑。讽刺的是，在那一刻，我对他的关心让我觉得象对待婴儿。我想象着温尼科特描述的母亲在呵护孩子时所感受到的天然倾向。我非常想保护他，让他免受所有存在的痛苦现实的影响，为他创造一个安全的世界。

　　与许多母亲体验到的丧失相似，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当你面对无法消除世界上的痛苦的现实时，这是一个困难的时刻。来访者也会经历同样的丧失，突然意识到治疗师不是无所不知或无所不能的。尽管我们知道这个事实，但这个时刻到来时，不知为何还是感觉出乎意料。我抱着他坐在那里，自己也感到无可奈何。我允许自己不去保护，而是让这些感觉展开。我们一起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我惊讶地发现沙发上的空间对我们俩来说是如此的无限。

　　和某人对面坐在一起是一种强有力的姿态，但坐在一个人身边是脆弱的。我们只是变成了两个人，分享着人性的时刻。作为治疗师，你必须相信你愿意放下自己的护甲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做得好，并且有意识，我们就给了来访者自由。能忍受痛苦，还能活下来。

　　我们之间的这一时刻将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重温，并将其视为我们分享过的最有力的咨询时段之一。心理治疗的美妙之处在于，在这样的瞬间，我们变成了艺术家。我们发现了一些无法教授的技术，只能凭直觉。我们的工作是混乱的，而且永远是未完成的。我们的来访者，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开启了我们创造性的成长。

　　就这样，我们这次咨询的时间到了。你只能在一个小时内按照来访者的要求出现。他擦了擦脸，抓起他的包，朝门口走去。

　　“下周见。”我话音里带着哽咽。

　　站在门口，一种深深的内疚感爬上了我的心头，因为我让他带着这么多的悲伤从咨询室走向外在世界。然而，当我看着他走出去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很轻松，昂首挺胸，皮包在他的身边摆动。我站在那里，对他的坚韧感到敬畏，因为是我在犹豫要不要放手——来访者完全有能力控制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