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历史学教授Mark Micale完成了一项吸引人的工作：在3年的时间内走访了北美洲200名精神科专业人员，包括精神科医生、精神分析治疗师、心理医生、执业护士等，并通过一份非正式问卷获取了这些受访者针对二战后精神病学沿袭进展的观点。

　　以下为受访者眼中精神病学领域自1945年以来的十大改变，由Psychiatric Times精神病学历史版块编辑Greg Eghigian博士基于Micale教授的工作完成：

　　1、上世纪50年代的精神药理学革命：1951年，Charpentier人工合成了第一种抗精神病药氯丙嗪；1952年，研究者发现第一种抗抑郁药、非选择性不可逆性单胺氧化酶抑制剂（MAOIs）异烟酰异丙肼的抗抑郁作用；1957年合成第一种苯二氮䓬类药物氯氮䓬（利眠宁）；1958年发现第一种三环类抗抑郁药（TCAs）丙咪嗪的抗抑郁作用。

　　2、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去机构化”的定义为：针对被诊断为精神障碍或发育残疾的个体，使用隔离程度较低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取代长期治疗的精神病院的进程。这一进程主要两种方式：首先，聚焦于减少精神科机构的患者规模，通过让患者出院、减少住院时长及降低入院/再入院率实现；其次，对精神病院进行改革，减轻或消除针对依赖、无望、获得性无助或其他适应不良行为的强化。

　　3、精神分析的衰落：精神分析曾风靡一时。然而在二战后，人们发现精神分析疗法不仅费时，且疗效并不十分理想。1952年，艾森克发表题为“The Effects of Psychotherapy: An Evaluation”的研究，指出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当时的心理治疗可促进神经症性障碍患者的康复，加剧了人们对于精神分析的怀疑。与此同时，新的心理治疗方法逐渐取代了精神分析法，但也有很多咨询师采取了折衷的做法。

　　4、心理治疗操作者的变迁：随着心理治疗理论的发展及流派的丰富化，心理治疗的操作者由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拥有医学博士学位的精神科医生，逐渐变为无医学培训背景的个体。

　　5、“大科学”的兴起：“大科学”（Big science）指工业国家在二战期间及二战后所出现的一系列科技进展；这一阶段内，科学发展愈发依赖于大规模、耗资巨大的工程项目，通常由政府或政府团体提供经费支持。例如，大型强子对撞机的成本高达50-100亿美元。作为精神科领域“大科学”的代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逐渐成为热点。与之相对的是“小科学”（Small science），即个人或小团体的工作。

　　6、上世纪80年代以来，心境稳定剂及心境增强药物的研发及传播：1983年，双丙戊酸钠于美国上市，1995年正式获批用于治疗双相障碍；此外，第一种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氟西汀也于上世纪80年代诞生。近三十年来，大量的精神药理学研究为精神科药物的研发提供了理论依据。

　　7、药企影响力日盛：近年来，药企在精神科临床试验、医学交流传播等方面的影响力逐渐增大，一方面在客观上促进了精神科学的发展，为精神科患者带来获益；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利益冲突方面的巨大争议。如有人指出，药企的干预可导致临床研究结论的偏倚及精神科诊断标准的扩大化。2009年，美国精神病学学会（APA）宣布，为避免引发利益冲突，该学会今后所召开的年会将不再举行由制药企业赞助的研讨会。

　　8、DSM地位提升：《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由APA出版，旨在为精神障碍的诊断分类提供一种通用语言及标准。DSM第一版于1952年出版，经过60多年的修订，目前已发展至第五版，并被誉为精神障碍诊断领域的“圣经”。即便如此，DSM仍招致了很多指责。如1980年出版的DSM-III，虽然被视为精神病学领域的革命之作，但工作组主席Robert Spitzer却在日后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批评，认为该标准导致了20-30%的可能未罹患任何严重精神障碍的个体接受了药物治疗。

　　9、精神科诊断蓬勃发展：以DSM为例，1952年出版的DSM-I只有130页，包含106种精神障碍，而2013年的DSM-5已扩充至947页。诊断的细化及数量的增加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于精神科学认识的逐渐深入，另一方面，人们也逐渐意识到，目前的诊断范式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精神障碍的内在本质。事实上，DSM-5已开始尝试基于生物学联系等更深层次的因素对诊断的分类进行优化。

　　10、不再将同性恋视为疾病：长期以来，同性恋均被视为疾病。然而，近几十年来的研究显示，性取向在生命早期既已形成，基于性取向而建立的诊断分类并不合理。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ICD-11）工作组提议，删除所有针对同性恋的诊断编码；近期，美国药物滥用及精神卫生服务管理局（SAMHSA）也在一项声明中呼吁，中止针对女同、男同、双性、变性及性取向存疑（LGBTQ）个体的转化治疗。